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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之叶剑英—精明机智

图片作者:佚名 发布时间:2010-06-29 精彩评论:1 共有图片:1P

十大元帅之叶剑英—精明机智

  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叶剑英元帅,那就是:大智大勇,献身革命;聪明机智,力挽狂澜;运筹帷幄,能参善谋;气度恢弘,纵横捭阖。

  叶剑英(1897~1986),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共和国元帅,军事家。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资产阶级革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通电反蒋,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广州起义,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长征途中与张国秦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参谋长,解放战争中任解放军参谋长。建国后任华南军区司令员、监察部部长、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

  1.救国救民 投身革命叶剑英出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一户小商人家庭。父母都是老实、厚道、勤恳的劳动者。叶剑英七岁入私塾,以后又进了三堡学堂。梅县有些留学归国的学生,办刊物、搞教育、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抨击黑暗的封建势力。这些,对少年时代的叶剑英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叶剑英学习用功,成绩优等,同时,接受进步思想。

  1912年,叶剑英入梅县务本中学读书,他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投身到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之中。叶剑英少有大志,他发奋读书,健身自强,准备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叶剑英在校期间,因品学兼优且有很高的群众威信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

  叶剑英中学毕业后,随父下南洋谋生,他们来到马来西来恬保求职谋生,屡遭富人鄙视,这种境遇更增强了叶剑英发奋图强的意识。1919年,云南督军唐继尧为充实自己的部队,派人到南洋招收华侨子弟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叶剑英不愿再受资本家的白眼,毅然回国进入讲武堂就学。

  在讲武堂受训期间,叶剑英不仅对新知识充满兴趣,而且注意练武,他认为军人没有知识不行,没有功夫也不行。当时讲武堂有个日本教官,精于劈刀技术,他自认为全校无敌,气焰嚣张。叶剑英对此愤愤不平,他也练就了一手精湛娴熟的劈刀技术,邀日本人比武,经过激烈的较量,终于击败了日本教官。

  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毕业之后,一心想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仰慕孙中山,追随孙中山。1921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叶剑英成了孙中山的随员,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进攻总统府,叶剑英率部掩护孙中山夫妇逃离险境。在孙中山遇险期间,叶剑英一直率兵护卫。

  1924年,孙中山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再度兴起。为了抓军队,他在广州筹办起黄埔军校,叶剑英受命负责招生及选拔教员等项工作。在讨伐陈炯明的斗争中,叶剑英但任粤军第二师参谋长。他率领的部队是战斗最坚决的队伍之一。

  在北伐战争开始时,叶剑英任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的参谋长。后来受蒋介石委任,担任新编第二师师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队伍中,叶剑英的仕途是顺利的。仅用六年的时间,他就由一个刚出讲武堂的学生升任为师长。

  2.举义反蒋 组织暴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右派势力极其猖獗。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之时,深得蒋介石赏识的叶剑英,如果追随蒋介石,可以升大官;如果反蒋,有可能掉头。然而,在革命与反动的选择中,叶剑英不计个人私利,毅然选择了反蒋的道路,他公开通电反蒋。究其根由,他是“一生只为百姓谋,不爱乌纱不要钱。”就在反革命分子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全国笼罩于白色恐怖之中,到处充满血腥气的时刻,叶剑英再次提出了入党要求。1927年7月上旬,党组织正式批准叶剑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惨遭屠杀,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抓住枪杆子。党中央决定组织革命暴动,建立自己的武装。在共产党暗中活动的同时,反动势力也在积极活动,妄图一网把共产党人打尽。当汪精卫策划除掉叶挺和贺龙并围歼其部队时,叶剑英及时得到了消息并立即通知叶、贺,保证了这两支部队参加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向广东、福建方向转移时,张发奎率部紧追不舍,叶剑英当时任张发奎部队的参谋长,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暴露。叶剑英机智地劝阻张发奎,使其放弃了对起义军的“追剿”,使这支新生的革命军免于腹背受敌。

  1927年9月,叶剑英响应党的号召,到广州准备武装起义。此时,叶剑英执行我党“八七”会议的指示,脱离了国民党的部队,正秘密组织起义力量。不久,张发奎率兵进驻广州,他见到叶剑英时仍然对其信任如故,任命他继续担任第四军参谋长。为了利用合法的身份组织暴动,叶剑英接受了这一职务。

  叶剑英利用职务的便利,掩护第四军内的共产党员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他还利用张发奎想加强广州防务的机会,促成了扩编警卫团,并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团长,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军官,还将参加省港大罢工的数百名工人吸收进来编成一个营,1927年12月11日晨,叶剑英、张太雷等组织了广州暴动,起义部队攻占了广州公安局,起义军在广州城内坚持战斗,但由于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数日之后起义失败了。起义军的一部分撤出广州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叶剑英则潜入香港。为了总结失败的教训,学习革命的经验,他到苏联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

  3.大智大勇 危时立功1930年下半年,叶剑英从苏联回国,奉命到中央苏区工作。他协助毛泽东指挥并取得了第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合作中确立了他对毛泽东的尊敬和信任。1931年底,叶剑英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在他的领导下,红军总参谋部建立起作战、交通、动员、侦察等机关。后来,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全面推行,叶剑英被调离总参谋部,任红军军政学校校长兼政委。

  在长征中,叶剑英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在广西境内遭敌机扫射,他身负重伤,大衣被打出几十个洞,但他忍着伤痛,坐在担架上继续指挥作战。遵义会议之后,叶剑英出任红三军团参谋长。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会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北上,创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不同意中央的这一决定,他采取拖延手段,破坏中央的作战部署,挑拨部队之间的关系,破坏团结,企图阻止部队北上。中央领导进行了说服工作,并让其担任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才勉强同意北上,但仍然,各怀鬼胎,走走停停。他凭借自己兵多,想寻机要挟党中央,使中央服从他的意志。为了阻止张国焘的阴谋,中央决定采取组织手段,以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叶剑英坚决执行中央北上的指示,坚持团结红四军的同志。但陈昌浩却对张国焘惟命是从。为了争取陈昌浩,毛泽东亲自出面做陈的工作,试图促使他以大局为重,服从中央,率部北上。1935年9月8日,张国焘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毛泽东、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张国焘,详细说明南下的危害,促其北上。但张国焘不仅不从,反而电令陈昌浩率部南下。电报送达叶剑英手中时,陈昌浩正在讲话,叶剑英见到电报后知道事关重大,使以上厕所为名立即把电报送给毛泽东看,嘱其立即离开此地,迅速到红三军团去。毛泽东见到电报后,知道势态已经非常严重,当即与王稼祥、周恩来等开会商议,并果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叶剑英的这一机智行动,使党中央及时脱离险境。毛泽东深知此事的利害,他曾风趣地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周恩来也说过:“那是一个惊险场面,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

  4.团结抗日 统战有方红军到达陕北后,东北军和西北军奉蒋介石之命对红军实施“围剿”.此时日本人已经侵占了我东北全境。为了促成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党中央派叶剑英负责统一战线工作。他深入两军接触的前沿,经过多方接触和积极宣传,使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从敌人变为友军。

  西安事变发生后,叶剑英随周恩来赴西安谈判。我党我会,发表了《对日作战与磨擦问题》的讲话,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恶劣行径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对顽固派的反共言论给予了有理有据的回击。董必武称叶剑英的这次发言是“舌战群儒”.皖南事变发生后,叶剑英连夜组织赶写出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印制成传单,广为散发,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抗日爱国力量的罪行,使我党进一步得到进步人士的支持,也使国民党顽固派更加名声狼籍。

  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年代,叶剑英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到任之后,他一方面抓参谋机关的政治、思想、军事、作风等方面的建设,另一方面积极为中央军委的战略和战役决策及时提供材料并提出有可靠根据的意见或建议。

  总之,在抗日战争期间,不管是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还是主持参谋机关的工作,叶剑英都运用全部聪明才智,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5.运筹帷幄 制胜千里全面内战爆发后,叶剑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中央军委是解放战争的最高指挥机关。叶剑英领导总参谋部为中央军委的战争决策提供情报,负责通讯联络,传达军委的作战命令,汇总各战区的战况和形势报告,提出必要的建议和意见,制定作战计划、方案等等。正是由于总参谋部机关的高效率的工作,才使置身于后方山沟中的中央军委耳目灵通,情报准确及时,红军在西方设立“红军联络处”之后,叶剑英在此担任领导工作。他积极开展团结抗日工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贡献了力量。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党中央通电全国,呼吁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迫于压力,蒋介石同意抗日,并邀请朱、毛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叶剑英根据蒋介石的品行,果断地急电中央,提出“毛不必去,朱必须去”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后,叶剑英随周恩来、朱德赴南京参加会议,在会上,叶剑英作了“政略与战略”问题的讲话。

  “八一三”事变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全国抗战。经双方多次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受命出任八路军总参谋长。

  全面抗战的局面形成之后,叶剑英奉命任八路军驻南京代表,他利用各种机会,同周恩来一起解救了被国民党关押的一大批干革命同志。为了发展我党的抗日力量,叶剑英促成了以南方八省区红军游击队为骨干的新四军的成立,并请叶挺出任军长。叶剑英利用合法的身份,先后在武汉、长沙、桂林等地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叶剑英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掌握时机,坚决予以回击。1940年3月,他利用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参谋长会议的机会对全国战局了如指掌,作战决策符合实际,作战命令下达及时。所有这些都是叶剑英领导总参机关创造出的成绩。

  随着我军由战略退却向战略反攻的转变,我军人员急剧增加,干部的培养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1948年夏天,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到石家庄创办了华北军政大学,他任校长兼政委。他亲自选调教员。在教员奇缺的情况下,大胆地聘用那些从敌人营垒中过来的有真才实学且愿意为共产党效力的人任教官。在战争环境下,教材缺乏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他亲自组织教员,收集一切能够找到的国内外军事教育的材料,结合我军实际,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就编出了五十多种教材。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华北军政大学很快就担负起为解放军输送人才的任务。

  平津战役打响之后,叶剑英奉命调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他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领导了接管北平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繁重工作。

  当北平的工作步入正规,党中央已开始筹备建国事宜时,叶剑英受命担任新成立的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奉命南下,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准备解放广东及南海诸岛。从1949年9月底开始,在叶剑英、陈赓等将领的统率下,开始了解放两广的战役,10月14日解放了广州。随后进军广西,剿灭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在陆地基本解放之后,叶剑英又参与组织指挥了海南岛登陆作战,解放了海南岛,扫除了沿海地区的反动武装。

  6.注意教育 建设国防1954年后,叶剑英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等职。1958年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这一时期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之中。

  早在1956年叶剑英就明确地提出了在“原子武器条件下军队行动特点和军队夜间战斗的训练”等重大问题。叶剑英亲自组织领导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演习中进行模拟使用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条件下的抗登陆战役。

  叶剑英注重军事教育,1956年夏主持召开了全军院校工作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军队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训练,训练的重点是干部的思想。提出了军队院校实行“三级制”,强调晋升军官必须经过相应的院校培养。

  叶剑英尤其注意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工作。1963年秋,他在一份“军训简报”上见到了郭兴福教学法。12月份,他亲赴南京军区,观看郭兴福教学法现场表演。看完表演之后,他不仅给予了高度评价,还亲自进行总结,使郭兴福的教学法更加系统化、条理化。他提出的把兵练得“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的意见,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在叶剑英的努力下,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办法的运动,不久,一个全军性的群众练兵热潮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叶剑英为我军在和平时期的建设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开创了新时期军事教育和训练的新局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剑英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那种极端特殊的环境下,只要让他主持工作,他就尽最大努力把工作干好。为了维护正义,他不顾个人的安危,敢与林彪、“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

  1976年10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叶剑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叶剑英先后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他的论着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着作已收入《叶剑英选 集》。他文武双全,人称儒将,精通诗词,尤工七律,1983年出版有 《叶剑英诗词选集》。

  叶剑英年表叶剑英原名宜伟,字沧白,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梅县雁洋堡。

  1917年夏,入云南陆军讲武堂。

  1919年毕业。

  次年至福建漳州,参加由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

  1920年8月,参加回粤驱逐桂系军阀的战争。

  次年10月,随孙中山出巡广西,冬季任江防舰队海军陆战队营长。

  1922年夏,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他率部接应孙中山登舰加以护卫,并同叛军作战。

  1924年, 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参与筹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与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4年7月,林虎叛军受陈炯明指使进犯广州,他奉调回二师参与指挥战斗。随后兼任香山县县长、第二师独立营营长和新编团团长。

  1924年10月,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

  1925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参加北伐。攻克南昌后任新编第二师师长。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毅然通电反蒋,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

  1927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前,他得知汪精卫密谋加害叶挺、贺龙后,立即通知叶、贺,从而使叶、贺化险为夷,并保证了南昌起义的举行。随后兼任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的第四军教导团团长,率部南下,进入广州。

  1927年12月11日,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指挥。

  1928年赴苏联,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30年回国。

  次年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闽赣军区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与反“围剿”作战的指挥。

  长征时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1935年8月下旬叶剑英随右路军行动。当他看到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电报时,飞跑到中共中央驻地向毛泽东报告。 中共中央随即于9月 1日凌晨率第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北上,至俄界同第一军团会合,从而化险为夷。

  1935年9月12日,组成陕甘支队,任参谋长兼第三纵队(即军委纵队)司令员。

  到达陕北后任第一方面军参谋长。

  1936年2月,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战役。

  1936年7月起, 到安塞、西安等地,联络东北军、西北军中的爱国力量,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同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

  西安事变发生后,协助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在西安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同周恩来、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1937年8月任八路军参谋长。年底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在武汉、长沙、桂林等地,进行抗国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1月任中共南方局常委。

  1939年2月,协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

  1940年 3月,在蒋介石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上发表 《关于作战与摩擦问题》的讲话,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言论。

  1941年2月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

  1944年,多次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情况和战绩,扩大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在世界上的影响。

  1945年6月, 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剑英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12月16日到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同国民党政府就国共停止军事冲突问题进行谈判。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并颁发停战令。他随即到北平(今北京)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同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于1947年2月返回延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到山西临县地区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统筹后方工作。

  1948年5月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

  1948年12月任北平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参与组织海南岛战役,领导华南军民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城乡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

  1952年任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人 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8年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并一度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

  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1967年后实际上被解除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工作。

  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 与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九一三”事件后,重新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75年任国防部长。

  1976年春,再度被解除领导工作。

  1976年10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党、国家和军队化险为夷。

  197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他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 一中全会增补)、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常委。

  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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